杨帆，现为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管理中心生物物证室副主任，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荣获个人嘉奖7次。

2020年4月，一把橡胶头的木柄榔头摆上了上海市中山北一路803号的一个检验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技中心生物物证室技术员杨帆的面前。

这是一件来自十八年前命案现场的凶器。

2002年冬天，青浦区一处荒寥的河塘边，一名年轻男子仰卧在冰冷的河水中，头面部有多处被钝器击打的痕迹。侦查员走访调查后得知，遇害男子是一名“摩的”司机，案发当晚有两名男子搭乘了他的摩托车。然而案发现场并未发现摩托车的踪迹，只有一把丢在河塘里的橡胶榔头，经鉴定确认为作案凶器。

由于案发现场线索不足，且受限于当时技术水平，侦查工作迟迟无法推进。十八年间技术员和侦查员从未放弃，却始终没有找到案件侦破的突破口。

2020年，剑指命案积案的“云剑-2020”公安部专项行动以雷霆之势展开，这起悬而未决十八年的命案被列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之一。

拔掉一根扎在他心头许久的“刺”

从警不满六年的杨帆成了“榔头案”的又一位“闯关者”，但他没有太大把握：“确实压力很大。一方面确实时间紧、任务重；另一方面担心做不出来结果，砸了上海公安生物物证实验室的招牌，我们毕竟是公安部重点实验室。”

杨帆操作实验仪器

实验室里，白色的灯光明晃晃地照着检验台上的榔头。留给杨帆提取生物痕迹的时间只有半小时，他硬着头皮逼迫自己静下心来。

“这把榔头案发时在水里泡了一天，又在物证保管室放了十八年。这些年多次做过检测却都没有结果。如果用之前的思路，大概率还是一无所获。”提取什么位置的生物痕迹更有可能获取信息？怎样提取才能保障结果万无一失？这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筹莫展之际，一处看似寻常的“不寻常”引起了杨帆的注意。

榔头的木柄上密密实实地缠着几圈黑色胶带，表面布满污渍和磨痕，应该是经常使用留下的印迹。“这种绝缘胶带黏性非常强，防水性也强，在缠榔头柄的过程中，极有可能留下使用者也就是嫌疑人的生物痕迹。”假设可以大胆，求证必须小心。为了提高检测的准确率，杨帆将胶带从榔头的木柄上完整剥离下来，分成五十小段依次进行检测。

提取的样本送进了仪器，等待的过程更加煎熬。凌晨的实验室里，杨帆既忐忑又急切地等待着结果“出炉”。他说，这个过程就像是厨师烹饪，大火收汁，能成一道美味佳肴还是不留神糊了锅，得等到最后一刻才见分晓。

当成功检测到生物物证的结果出现在眼前时，杨帆的第一反应不是激动与兴奋，“我可能是有点强迫症，那个时候想的是要再复核一下这个结果，千万不能出错。因为这个结果会影响侦查的方向”。

复核检验结果与第一次结果对照一致，杨帆这才放下心来，将报告交了上去。最终，生物信息成功比中了一名身处外省市的前科人员。这一起世纪之初的命案终于在十八年后尘埃落定。

成功破获这起案件，让杨帆收获了从警以来的第一个个人二等功，也拔掉了一根扎在他心头许久的“刺”。

2014年，杨帆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医物证学专业毕业，进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开启了自己的“法医生涯”。初出茅庐，意气风发，他凭借着自己扎实的专业基础和钻研的刻苦劲头，在生物物证现场勘查提取和实验室检验鉴定工作中如鱼得水。直到遇上2017年的那起凶杀案。

“（嫌疑）对象做出来了，结果报上去了，最后发现是一个服刑人员的生物物证，而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或许是检测样本在运送交接过程中曾被污染，杨帆意识到，只有对待检验结果更谨慎，才能最高程度降低错误发生的可能。尽管案件后来还是顺利告破，可这件事却成了他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

这次失误让一向自信的青年法医跌下“云端”，也成为他从警之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更加沉稳、谨慎，甚至有些小心翼翼。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下，他收敛了往日里随意洒脱的性子，不断钻研打磨检验技术，养成了面对物证“检测一件、记录一件、整理一件”“检验结果必须复核”的“职业强迫症”。

蛰伏以沉淀，惊起向未来。“榔头案”的告破让杨帆重拾信心，更让他迎来了自己的“职业高光期”。这些年来，他经手生物物证数以万计，以过硬的专业检验技术直接助力侦破一系列命案积案，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嘉奖7次，稳扎稳打成为上海刑侦的技术担当。他担起了生物物证室副主任的重任，带领团队为上海重特大案件的高效侦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科技要为正义服务”

在杨帆眼中，每一件尘封的物证都会留下“密语”。从警以来，他经手检验的生物物证超过1万件，为2000多起刑事案件提供重大破案线索，近5年间直接助力破获命案积案46起。

1997年5月，上海淀山湖附近一僻静的绿化带深处，一具女尸被人发现。60多公斤的巨型石块压放在死者的头部及胸部上。经初步勘查，死者衣着完整，但因面部曾遭受反复多次的重力敲打，已难以辨别生前容貌。此外，案发现场还留有一只装着女性衣物的旅行包。受当时技术限制，死者身份无从判断，侦查员们通过走访排查得到的信息也十分有限。无死者明确身份、无社会关系可排查、无侦查和技术手段可使用，案件只能被暂时搁置，等待有朝一日出现新的突破口。

杨帆进行取样

“用最新的技术对当年物证再检验、再突破，是唯一可行的办法。”24年间，这起令侦查员头疼的“三无案”一次次被列入积案攻坚的名单，却始终无法告破，成为了所有参战侦查员的一块“心病”。直至2020年11月，那只装着女性衣物的旅行包摆上了杨帆的操作台。

包内的衣物上虽只找到了女性受害者的生物信息，但杨帆设想，能够举起60公斤重石的应当是男性，或许会与女性受害者关系密切。

顺着这一假设思路，杨帆对死者的贴身衣物进行生物物证的提取。为保证结果的有效性，他将检材分为几十份，交叉运用多种新科技，成功提取到了两名男性的生物信息。接着他进一步运用前沿比对法，帮助侦查员锁定了其中一人，即为受害者的丈夫，死者的身份终于明确。

这起尘封多年的命案等来了“突破口”，重新摆上了侦查员的案头。伴随着侦查工作的继续深入，杨帆带领团队辗转全国多地采集检测生物样本100多份，在大范围摸排、高强度生物痕迹实验比对中，遗留在被害人衣物上的另一枚生物痕迹终于明确了归属，让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顺利落网。

“科技要为正义服务”，这是杨帆对生物物证工作意义的理解。为侦破一起27年前的命案，杨帆曾带领团队将技术攻坚与侦查排查相结合，与专案组一同历经无数日夜，辗转6省15市，行程30万公里。在一次次关键线索“交汇点”的碰撞中，他从已身故四年的嫌疑人生前穿过的一件衣服上提取到关键生物信息，与现场遗留的物证比对同一，成为命案侦破的直接证据。

“给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一个交代”

如果说命案工作是法医“为死者言，为生者权”的初心诠释，那么“团圆行动”则代表了芸芸众生最为朴素的情感价值观。

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查找被拐失儿童的专项行动，全国各地设置免费采血点便于有需求者采集血样入库。杨帆所在的生物物证室成为亲缘关系认定工作的“主力军”。通过“快速检验、即时入库、循环比对”的工作机制，杨帆带领团队4年间助力200多个失散家庭实现团圆。在一起六旬老人寻亲的案件中，他克服了寻亲人父母均已去世、无法提供基因基础的困难，帮助老人成功找到了亲人。时隔63年，九位兄弟姐妹在上海重新相见，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位兄长已是83岁高龄。

谈起个人感受，杨帆坦言自己并不是很感性的人。在“团圆行动”开始之初，他没有太多“情感波澜”，更多是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本职工作。直到他参加了一次认亲仪式，“团圆行动”的意义在他的心里才真正具象化了。

“一个很简单的案子，通过最传统的亲子鉴定技术，帮助一位男性寻亲人找到了自己的生母。”认亲仪式当天，杨帆代表公安机关宣读鉴定报告。可报告念到一半，那位母亲“突然情绪失控，哭着扑到儿子身上”，反倒是主动寻亲的儿子有些拘束，显得茫然无措。杨帆用“震撼”形容当时的内心感受，“他既然主动寻亲，情感上肯定很想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时间太久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自己的情感了”。

自此，杨帆对“团圆行动”这项工作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寻亲其实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需求，我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不仅仅是通过技术帮他们找到亲人，更要帮助他们尽可能缩短实现团圆的时间长度。”

杨帆查阅专业书籍

实战的需求驱动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工作之余，杨帆将自己埋进了过往的案件数据和专业的文献资料里。通过缜密的思考，他牵头研发设计了一款复杂亲缘指数计算软件，解决了基因基础信息缺失的问题，从多个维度提高亲缘鉴定的准确性，帮助更多失散家庭重获团圆。

这些年，杨帆在理论研究与科研创新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他不断分析总结已破案件的宝贵经验，根据不同案件的特点探索出多个技术破案的升级战法，为高效破案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2年以来，他参与国家级课题、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迅速迭代传统破案战法，将科研成果不断向实战转化，为上海刑事技术在重特大案件应用升级注入一针强心剂。

目前，杨帆所领头的生物物证室正在推进全国首家新型生物物证数据库建设，致力为实战打击提供新质战斗力，同时，也在与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相关部门合作制定行业标准，以建设具有全国一流水平的法庭科学实验室为目标，将过硬的本领转化为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杨帆说：“不管是打击破案还是理论研究，工作的目标和方向其实是一致的，都是要更快、更高效地给那些信任我们的人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