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哥坐在法院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民事调解书。他的婚姻结束了，但并不像他曾经想象的那样充满仇恨和遗憾。

李大哥是云南省易门县人，务农为生，1994年和王某登记结婚并育有二子。2007年，王某外出打工，此后音讯全无。李大哥独自抚养两个儿子，生活的艰辛和外人的闲言碎语让他倍感煎熬。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今年2月，王某突然出现，表示要与李大哥协议离婚，但因其户口已被注销，无法办理离婚手续。

王某去了哪里？原来，王某自2000年起与同村的周某合伙做生意，后因经营不善，2007年跟随周某来到景洪市务工，并于2009年开始与周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2014年，二人共同生育一女。在此期间王某未与李大哥离婚，也未与周某申领结婚证。

王某到易门县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工作人员在开展调解工作时告知李大哥：“王某可能涉嫌重婚罪。”李大哥才知道，自己可以收集证据提起刑事自诉。

“这么多年，我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没办法收集证据。”今年3月，李大哥思来想去，向公安机关报了案。王某和周某因涉嫌重婚罪被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易门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讯问过程中，王某曾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离家出走是因为遭受家暴。办理此案的检察官范青青决定开展自行补充侦查。但经过多方查证，家暴问题既无报警记录和村委会调解记录，也无就医记录及知情人证言，这一辩解无法查清、证实。

范青青（左）与同事到村委会了解案件相关情况

“李大哥过得真不容易，这么多年独自扛起这个家。”范青青多次走访村组，与邻居交谈，了解到李大哥这些年独自抚养两个儿子，吃了不少苦头。

“我只想让她和那个男人坐牢！”当范青青找到李大哥时，他还沉浸在对妻子的怨恨中。“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是不容易，但最难熬的是外人的嘲笑和议论，这比苦日子更让人难受。”

范青青也找到王某和周某。王某的脸上写满了忧虑，周某也满是担心：“如果真的坐牢，十岁的女儿怎么办？我们现在奔波于易门和景洪之间，只能让亲戚朋友代为照顾孩子。两地奔波费用不小，再这样下去，我们连赚生活费都成问题，更别说赔偿了。”

经过补充侦查，在案证据确实、充分，易门县检察院认为，王某在自己有配偶、周某在明知王某有配偶的情况下，二人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生育一女，其行为构成重婚罪，遂向法院提起公诉。

诚如周某所说，两个家庭的现实生活可能因为两人被判刑而陷入困境。“刑事和解可能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范青青认为，“既能为李大哥争取合理的赔偿，也给王某和周某一个弥补过错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可能是修复两个家庭的开始。”

想要化解多年积怨，谈何容易？范青青开始频繁往返于当事人之间，耐心倾听诉求，争取找到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和解方案。

当王某从范青青口中得知，两个儿子虽然怨恨她的离开，但心底仍然思念她时，眼神瞬间变得柔软而痛苦。“我是个失职的母亲。”她哽咽着说，“这些年，我常常想象他们是不是饿了冷了。我可以说出一百个理由解释为什么当初要离开，但没有一个理由能让我原谅自己。”范青青握住王某颤抖的手，“也许，现在是时候让孩子们知道，母亲从未停止过爱他们。”

范青青也努力与李大哥沟通，“我理解您这些年的苦楚。但是放下怨恨，您才能真正向前看。”经过多次交谈，李大哥的态度逐渐软化。范青青见时机成熟便提出：“他们表示愿意赔偿您的损失，并真诚地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您是否愿意接受道歉？”李大哥沉思良久，最后缓缓点头，表示愿意接受二人的歉意并予以谅解。

几天后，在易门县检察院会议室里，王某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看向李大哥：“对不起，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

李大哥抬头，与王某四目相对。沉默片刻，他缓缓开口：“孩子们最近有些变化，他们开始理解你了。”

王某如释重负，泪水夺眶而出：“范检察官帮我联系上了孩子们，我终于有机会向他们道歉。”周某此时也说：“我们知道自己错了。我们愿意承担责任，给予您补偿。”

三人依次在刑事和解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周某也当场向李大哥支付了赔偿款。范青青欣慰地看着这一幕：“今天的和解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希望你们都能放下过去，为自己和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达成和解后，范青青主动与易门县法院刑事、民事案件承办人沟通。在二被告人签署具结书后，刑事案件当庭宣判，法院以重婚罪判处二被告人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民事案件也于次日通过制发调解书结案，调解书中还附了一份离婚协议。

“如今案子解决了，他脸上也有了笑容，见面都主动打招呼。”李大哥的邻居老张感慨道，李大哥“整个人都变了”。

（检察日报）